故而，罗钦顺在气本论的意义上继承了张子之学这一观点是有待进一步商榷的。

（参见李存山，2009年，第175页）关于这一点，尤以朱熹为高峰，朱熹所述人与禽兽草木皆具此理而仅是气禀有异等观点，已完全达到了道学的泛性善论的思想高度（同上，第446页）。这一探究不仅表明张载气论有着经典的凭据，而且揭示了张载气论和汉唐儒学的连续性，而非断裂性。

【2】这说明在儒家学派的开端处，孔子即已意识到道德本身的有限性。大德指向的是万物同源共生这一根本的实在。气是标识中国哲学实在论的范畴，仁则是标识中国哲学道德论的范畴。这样，理学的整体都是以为道德之性理泛在于世界万物的。但若跳出这一带有误解的批评，反其道而行之，则可从气论哲学的角度反思程朱理学的批评。

这对理学的影响较之太极、阴阳思想有过之而无不及。李存山在其早期著作《中国气论探源与发微》中指出，西周末年伯阳父以气论地震的发生，构成了与之前宗教思维不同的新的世界观，这是中国传统哲学产生的重要标志。【53】自焦循之后，如胡培翚、刘宝楠、孙诒让诸家新疏，皆能突破疏不破注之例，在其自序或凡例中都有明确表述。

如惠士奇谓唐人正义，据一家之说，不旁及异闻【44】，四库馆臣谓疏家之体，主于诠解注文，不欲有所出入45。2（清）王懿荣：《王懿荣集》卷一，济南：齐鲁书社，1999年，第32页。8 参见陈鸿森：《刘氏〈论语正义〉成书考》，《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5本第3分，1994年3月。【18】则邵氏撰著《尔雅正义》，朱筠实有劝勉诱导之功。

34 （清）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戴震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49-250页。【7】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华书局以十三经清人注疏的名义，选编二十四种著作陆续整理出版，其中虽并非全是疏体著作，但大部分新疏已包含在内。

62 张素卿指出：除惠栋、江声、邵晋涵因撰疏时间较早，引述当代学者之说相对较少外，其后之撰疏者大多能会最古义，并汲取当代学者之经说、训诂，汇为一家之言。邓实亦指出自惠、戴以来，诸儒治经各守其家法，别为义疏，并详列各经新疏，称誉其皆一代之绝作，旷古所仅见者也【5】。24 蒋寅：《杨岘年谱补述（上）》，《铜仁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1】清初以来考证学风渐臻兴盛，学者由四书五经回归汉唐注疏，随着研究的深入，进而对《十三经注疏》产生不满，纷纷给各经重新撰著新疏，这是经学史上又一次重要的文献结集。

清代群经新疏的名目，诸家所列不尽相同。刘文淇彻底抛弃杜预《集解》，先取汉儒贾逵、服虔、郑玄之注，次及《五经异义》《说文》《五行志》等所载先儒旧说，以此作为注文而疏通证明。今就各类注文稍作具体分析。43 （清）孙诒让：《刘恭甫墓表》，《籀庼述林》卷九，第296页。

清代学者研治《十三经注疏》，认识到这种特点并多有讨论。一是新疏作者之间关系密切。

结语除了《礼记》，十三经中其余各经皆有新疏，民国时期属意于《礼记》新疏者颇有其人。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过程中，经学长期居于主体和核心地位。

【60】山东大学刘晓东教授研治经学，以为清儒新疏之体最称精赡，乃仿效其例而撰《大戴礼记疏义》。经学具有述而不作的特点，经书的诠释传统源远流长。凌廷堪更明确指出，疏不破注，此义疏之例也【46】。赵氏训诂，每迭于句中，故语似蔓衍而辞多佶聱。黄承吉与焦循相约撰著新疏，缘于旧疏仅宗守传注一家之说，未能兼综博采，明确标举破孔、贾之藩篱，突徐、杨之门户。刘宝楠承担《论语》，刘文淇承担《左传》，陈立承担《公羊》，梅植之承担《穀梁》。

《孟子疏》旧题宋孙奭撰，据前人考证当系伪托，在《十三经注疏》中较为低劣。需要指出的是，疏不破注只是唐宋旧疏大致遵循的诠释体例和解经原则，有其特殊的历史语境和前提条件。

孙诒让对此已有精要揭示，即近儒新疏，则扶微攟佚，必以汉诂为宗【43】。38 （清）永2)：《四库全书总目》卷六，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44页。

从学术史的发展脉络来看，这种传统其实并未断绝，在当代仍有传承和延续。于《春秋》专取杜预，于《易》专取王弼，于《尚书》专取孔安国，遂使士人所习不精。

唐宋旧疏也不乏破注驳注之例，但所占比例分量甚少，和清人新疏不可等量齐观。可以说，必以汉诂为宗就是新疏的整体学术取向和重要内容特点。30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八六，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206页。可见清人新疏在晚清就已受到重视，成为时人引以为荣的经学成就。

何晏《论语集解》、郭璞《尔雅注》时代稍晚，其余几种都是汉人之注。撰著新疏俨然成为时代风尚，而其中有两次相约治经之事堪谓典型。

之后是在道光八年，刘文淇、梅植之、刘宝楠、陈立等人在江南贡院立约撰著新疏。阮元身处乾嘉道三朝，历仕中外通显之位，主持风会数十年，后人誉作汉学护法。

陈奂《诗毛氏传疏》分别毛传与郑笺，以为毛传远在郑笺之前，郑笺并非尽得毛旨，因此专门疏解毛传。25胡培翚族弟胡培系，本仪征阮文达公言，去其讹误及伪纬书，择唐宋人言礼之可存者，益以国朝诸儒之说，撰《周礼述义》，体例一依竹村户部《仪礼正义》之作【26】。

10 （清）孙诒让：《刘恭甫墓表》，《籀庼述林》卷九，第295页。予时以《周官》窃任，而里堂则谓《易》与《孟子》尤有志焉。【12】焦、黄相约著书大概是在乾隆末年，黄氏选择《周礼》，后著有《读周官记》，但未撰成新疏。5 邓实：《国学今论》，《国粹学报》1905年第1卷第4期。

《仪礼疏》本于黄庆、李孟悊二家，而黄氏所释或非郑义，《仪礼疏序》责其公违郑注，黄之谬也。【23】值得注意的是，朱筠、邵晋涵、阮元等人在学界有特殊身份和尊崇地位。

胡培翚《仪礼正义》囊括祖父胡匡衷《仪礼释官》和老师凌廷堪《礼经释例》的全部内容，其书在胡培翚生前未能完成，所阙篇卷由其族侄胡肇昕与弟子杨大堉补纂而成。37 （清）钱大昕：《惠先生传》，《潜研堂集》文集卷三九，第699页。

孟瞻师任《左氏传》，楚桢先生任《论语》，而以《公羊》属立。《左传正义》本于刘炫《左传述义》，而刘氏屡规杜失，《左传正义序》斥其习杜义而攻杜氏，犹蠹生于木而还食其木。